Skip to content
2011/07/30 / Horace

温州动车惨剧评论三篇

  1. “极端”永远都不应该是借口(写于2011年7月24日)

截至到北京时间24日凌晨3点,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已经造成了33人死亡,171人受伤。上海铁路局的说法是,脱轨悲剧是因为雷击后失去动力,电车的制动失效,最终导致追尾。而根据腾讯转载中国新闻网的报道(http://news.qq.com/a/20110723/000788.htm),火车脱离温州一小时以前,温州市的气象部门就已经发布了雷电预警。

在更加深入的调查以及问责(如果有的话)开始之前,我们还不知道上海铁路局的说法是否会更新,是否会有相关责任人遭到惩处,以后的动车以后是否能不要遭遇这样的惨祸。我们也不应过早下结论。但是,每当天公不作美,我们的各种设施就会陷入混乱,甚至造成人员死亡。而每一次混乱结束之后,我们的领导部门就更加倾向于把一切归咎为”极端天气”,而又把自己同这样的”极端天气”造成的一切混乱撇开。

比如说,回应6·23北京内涝的时候,北京市规划委官员说管网排水标准不能按极端来设计(新京报,6月25日)。这样的说法,实际上现实把如此严重的内涝归咎于”极端”,然后就说,我们不能按”极端”设计,我们没有责任。

这样的例子看多了,我们似乎就有了一种心理期待,潜意识里就认为铁道部会做出一个类似的声明,说,动车的安全系统不能按照”极端”来设计。而且,因为这样的声明或者不作为太多了,我们这样的期待也充满了理由。

然而,”极端”根本不是推脱责任的理由。不论是本次惨祸中动车的ATP(列车自动保护装置)还是城市的排水管网系统,需要应对的就是这样的”极端天气”,这就是所谓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一旦到了”极端”情况下,这样的保护就”趴窝”,这样的保护就是”不及格”,公众自然也完全可以去质疑,”保护”的不及格,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设计问题、是把关不严。

进一步说,我们看到的极端根本就不是”极端”。我们在高中地理课上就已经学过,中国是一个气象灾害多发的国家。中国的气候特点决定了中国气象灾害频繁,大旱、大涝、泥石流从不缺少。(中国自然更加”盛产”雷击。中广网报道7月21日成都遭遇暴雨,雷击就可以多达万次。)所谓的极端根本就不是”极端”,而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所谓”极端天气”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一部分的情况下,发生因为”极端天气”引起的惨祸,”极端天气”或许真的太过猛烈,但一定的是工程的发起者、监督者、维护者缺乏考虑,特别是”极端天气”总是太过猛烈的时候。

在安全生产中,有一个”冰山模型”,也就是1次重大(致命)的事故,背后会有100次小的事故,还有1000个安全隐患。一次可以成为头条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数量巨大的没有被发现的等待着引发另一个头条的隐患。动车惨祸,也不仅仅是一次安全事故,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并不局限于铁道本身的现象。

之前有消息说,今夏近20座城市出现内涝,但仅武汉启动问责,大多数城市将责任归咎给天气(新闻1+1,文字实录: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7-23/015022861305.shtml)。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在这次动车惨祸的处理中重演。中国在兴建越来越多的更加先进、更加精密、也更加危险的工程,要想让这些工程造福于民,必须要有一个足够有效的机制可以保证人祸不会与”天灾”重合,保证图纸上的部件可以成为对人民真真正正的有效保护,保证任何一个未能尽责的人可以被”问责”并得到相应的惩处。每一次的天灾背后,总会有人祸,而没有人祸,天灾似乎也就不那么可怕,思索一下我们的记忆,这一条似乎是真的。

  1. 铁道部是一个零蛋 (写于2011年7月26日)

    温州动车惨剧成为焦点已经抵达第四天了,本主页也对此事进行了累计数十小时的报道。因为微博的传输速度较快,本主页除了关注各大新闻机构的消息之外,还特别转发了大量媒体从业者的微博,同时对里面的消息尽可能的进行甄别,并且也已经破除了若干谣言。

      然而,尽管微博传递了大量信息,还有若干信息,只有铁道部本身才知道答案。比如说,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为什么在发现8具尸体之后死亡人数还是35人(见 本主页对《中国日报》网站的检测),微博上传递的大量遗体未经家属同意即可火化(本主页见发布者没有V,故没有上传),新华网浙江频道的死之后没有上殡仪 馆遇难者名单(见本主页”温州动车惨剧微博直播”相册)等是否属实,为什么埋掉的车头又被挖了出来等等;还有,本主页刚刚侦测到的关于铁道部阻碍温州警方 进行救援,以及之前的香港媒体报道的救援人员列队欢迎领导的事件等等等等,铁道部仍然没有回应。

      铁道部对温州动车惨剧有过回应吗?是有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还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但这次记者招待会上王勇平对大量问题根本没有给出答案,甚至不如新 华社的通稿。尽管当时记者或许被怒气干扰,但是从伤亡数字上看,王勇平准备十分不足(因为铁道部晚上开会的时候用的数字就已经是36而不是35了)。之于 “反正我是信了”、”这是一个奇迹”等等的话语,不仅暴露出铁道部信息准备不充分、信息公开不足、搪塞心理严重的问题,也不得不让主页君做出”铁老大”草 菅人命,不管群众死活的联想。

      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公众最先接触到的信息往往对于一个人的判断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处理2008年625 瓮安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得到的重要教训。政府对相关信息公开得越及时,越有助于公众辨别事情真相,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平衡观点。而在信息传递速度 如此快捷的今天,政府部门如果想要取信于民,就必然要懂得使用更加快捷的手段发布信息,而不是应该对微博、人人等新媒体视而不见。这种信息公开的迟缓,实 际上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践踏,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响亮的巴掌。

      坊间一直在怀疑动车事故背后是巨大的黑幕。在铁道部没有任何回应之前,主页君本身真的只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因为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分析评论,铁道部居然 拿不出一点平衡的东西出来。就算是铁道部有黑幕,铁道部也应该尽早的把这些内容都透露出来。盛光祖部长刚刚上任不久,很多错误完全可以推卸给因为纪律问题 落马的前任,但不知他的压力为何如此之大。

      在微博的愤怒已经难以遏制的时候,在全国的各大都市报乃至日报和晚报都在声讨铁道部的种种不作为和不公开的时候,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都已经开 始坐不住的时候,在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都开始质询的时候,当最淡定的《人民日报》也推出五篇人民网评,指出”不安全的发展不要也罢”的时候,铁道部的这 种遮遮掩掩,实际上就像世界宣告,自己就是一个零蛋!

  2. 温州惨剧中媒体的”天下围攻”有可复制性吗?(写于2011年7月28日)

7·23的温州动车惨剧引发了全国上下的一片怒讨。尽管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宣部下达了若干禁令(见本主页分享),但是显然大量地方媒体都不买中宣部的帐,照样十个版面十个版面地进行报道,就算是在今天,温州动车惨剧仍然是比较大的都市报的头条。不仅地方的市场化媒体如此,国营或者党营媒体的报道力度也不低,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财经频道和新闻频道,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调查,白岩松和邱启明的尖锐评论在社交网络上也进行了广泛转发,《北京晚报》居然报道了关于北大法学教授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特别调查的建议;之于微博等新媒体则更不用说,环球时报英文版的记者居然可以将遇难者家属的抗议照片上传到网上,同时遇难者家属的微博也已经加V并被广泛转发。

形成这样的一个”天下围攻””天下怒讨”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互联网媒体的变化加速了信息流动,也让信息的审查变得十分困难,明眼人(除了铁道部)都知道,与其被动的被这样社交媒体穷追猛打,占据言论市场,还不如主动出击,迎合受众对于信息的需要。这一点,对于一直口碑不好的中央媒体更为重要,接着白岩松、邱启明还有财经频道,大家对于央视的印象应该略有改观。之于《环球时报》的那篇《大家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社论,也有助于缓解上一篇社论的不利影响。另一点,如此重大事件,媒体人的责任感估计也会促使大家无视宣宣禁令,尽可能的进行报道。

还有一个原因,笔者以为,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体制。

央视在其特别策划”中国铁路之殇”中直言,”铁道部是个特殊部门,既是企业又是机关,还曾公检法俱全,地方政府动不了他们,外部监管也无法介入,他们是’独立王国'”。铁道系统算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反对利益集团。温总如果想推进交通体制的改革,铁道部这一关自然无法绕过;而地方政府估计也比较喜欢让铁道系统变成公路或者民航一样的系统,成为自己管辖的一部分。地方媒体是归地方党委和政府管理的,但地方党委和政府管不了铁道部,铁道部又管不了地方媒体。这样的一种诡异的情况让地方的媒体审查同铁道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自然也可以允许、甚至希望更多的报道。而地方遍地开花的报道也可以促使中央媒体扩大报道。

这一点,对于浙江和温州媒体更加的适用。温州是事发地,尽管温州党委政府无法管理铁路问题,但是很多民众却误以为温州,乃至浙江政府对此事要负担重要责任。自然,温州和浙江需要尽可能的披露信息,将自己同铁道部撇清,与铁道部划清界限,将尽可能多的民众怒火转移到铁道系统身上,以减少自己的压力。微博上,温州政府甚至为此默许遇难者家属在动车车站进行抗议活动。温州政府肯定知道命令打压会引火上身,此外,它或许还有别的目的。

实际上,温州和浙江的媒体全面跟进并不代表地方政府真正的许诺自由。别忘了,温州司法局下达了通知,禁止当地律师代理与动车惨剧相关的案件。这说明,温州政府真的是想撇清关系,而且是严格意义上的撇清关系。

这样的全国性的媒体轰炸加上全国人民的怒火,最好的结果是真倒逼改革,按照央视专题的说法,就是”破除垄断,让民间投资平等竞争;铁道部职能简化,只做行政管理;将行业监管职能交给独立监督机构”,这是一个温总和地方政府都比较喜欢的一个结局;最差的结果也是民意大发泄,阻止连锁反应,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撇清自己,顺道让人认为中国的媒体环境还没有糟到极点。

笔者以为,温州动车事故中媒体环境的特殊性就在于,媒体的审查机关和丑闻机关没有隶属关系,甚至是对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就获得了一定的报道空间。

这也是笔者质疑这样的”天下围攻”是否具有可复制性的一条原因。如果下一条丑闻来自于一个完全归属各级政府管辖的部门,那么媒体审查的机器或许就真的不淡定。缺乏专业记者的爆料,人民的怒火的基础也延续也会受到很大限制。至少,新的”天下围攻”不会如此猛烈。如果政府再厚脸皮一点,一直坚持到新的新闻热点的出现,大家的注意力基本转移,这件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我们还需要观察的是,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或许会有媒体的调查扩展到铁路系统之外,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大跃进”行动中,一些民众也开始怀疑,国家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投资是否属于低质量且危险的”冒进”。如果这样的质疑真的大规模出现,媒体是否会有回应和调查,也就体现着媒体审查的尺度。

当然了,这样的”天下围攻”既然已经出现了,全国人民和媒体就都不会忘记,当局的信息审查,也必然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它在审查的时候,也就需要更多的考虑,这么做是否会激起更大范围的关注和愤怒。

Advertisements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