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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9 / Horace

My thoughts about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is i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y article. I will translate that into English later on.

一场虚假的狂欢,《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

昨天晚上的时候,把史纲课上的那个《八九点钟的太阳》重新看了一遍,想写一篇东西,写了不白写。另外,如果现在再不写东西,恐怕以后写作能力会退化到一定层次,最后必定凄惨无比。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事实大家是认定的:毛泽东鼓动年轻人闹事,狂热的年轻人在全国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年轻人对年长人的斗争,对年轻人本身的斗争,伴随着中央高层的斗争度过了中国的十年。

或许,文化大革命最值得我们想一想的是,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是怎么被鼓动起来的。一个人的号召为什么会形成那么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造成那么巨大的破坏。

我注意到的是纪录片前面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影片的最开头。影片是用当时的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场的。那是一个告诉观众一个伟大理想的表演,告诉观众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在不断的走向成功,而且注定越来越成功的表演,告诉观众这个伟大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表演。这场表演,同当时的很多事物和人物一样,让我们的理想统一到共产革命上面,把我们的共产革命统一到毛泽东一个人的时代。毛泽东逐渐成为了一个象征,象征的是平等、是繁荣、是自给自足的乌托邦的理想。在这个理想下,大家都是螺丝钉,不懂浪漫,没有个人追求却又无比幸福的螺丝钉。

第二个,是一个事件。清华附中有学生认为当时的学校党委的一些做法是违背当时党中央的指示的,于是他写了一封大字报。这件事情触怒了学校的党委,他被判处“反党”。我不知道一封批评建议的东西究竟可以反党反倒什么样的地步,即使真的那样的反党,也没有必要“判处”。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下,真是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是否可以参与到现实生活的建设中,是否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后来,清华附中的学生们认为这件事情实在难以接受,就把大字报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学生们的做法。学生们得到了这样大的靠山,就以“红卫兵”为统一名号,开始了反抗学校领导的斗争。斗争由一所学校扩散到全国,由理性的批评转化成暴力。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当那些学生挥舞着拳头,强迫自己的学校老师和领导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活活把人家累死的时候,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长时间的压抑,年轻人对于现行体制的种种不满,加上远方一个伟大的理想的召唤结合在一起,究竟会化合反应出什么东西?

他们或许在那个时候才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年轻人从来没有被大人当作是一回事,当年轻人获得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可以让他们感到满足。

他们或许在那个时候才可以发泄过去的愤怒。他们反感社会的不公(与我们的刻板印象不同,毛时代的社会不平等比我们现在要严重得多。),但是他们也没有想到去改革这个体制,而且他们即使拥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能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一切发泄到这样的体制的执行者上面去。

他们或许在那个时候才可以实践自己的理想。他们在那个时候感觉到了他们在真正的革命。伟大的革命在他们狂热的怒吼中变得更加的伟大、激进和暴力。在这样的热火朝天的景象中,他们或许才可以感觉到美好距离他们是多么的近,幸福对于他们是多么的真。他们或许在这样的把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狂喜。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样的混乱源自过去的压抑。我看报道说,有朝鲜难民到边境线的中国村庄过来讨饭,延边居民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很多的米饭吃,这些难民不少居然撑死或者噎死了。社会学上说,一个人过去缺少什么,他会在未来尽可能的进行补救。所以,我们看到,Michael Jackson斥巨资修建梦幻岛庄园,邀请一大堆的小朋友过来娱乐。这种几近病态的补救实际上就是在补偿他过早失去的童年。

这种确实是病态的狂热,是否也是他们过去长久压抑的一种释放呢?高中政治书里曾经说,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个人价值(社会对一个人的承认和补偿)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在那个螺丝钉的时代,人的两种价值只剩下了一种,只剩下了牺牲个人自由追逐领袖的自由。这种压抑,未来毕竟会导致祸患。

我在想,如果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好的发声途径,把平时的怨气说明白了,大家还会选择用这样的一种“革命”的手段来表达自己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看你不爽好久了。”

我很庆幸的是,现在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独立的追求和价值,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选择,一切拥有了更大的流动性。而且,我们不再把我们的梦想集中在一个被神明化的人的身上,对于右派是这样,对于左派,也是这样。而且,我们比四十年前拥有了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渠道,尽管仍然有很多的限制。这些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热,在短时间内出现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然而,我们又要注意另外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仍然面对着对个人的压抑。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不敢说,怕别人的白眼,怕别人的记恨,怕别人的打压报复,不论是政治异见,还是对一个人的一般性评论,我们都要恐慌。在Google退出中国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在人人上发表了一个状态,一些同学在进行一些无关紧要的讨论,只是在讨论Google退出中国之后的替换产品而已。过了一会,这条状态消失了。我问她为什么,里面没有反党反华,她的政治取向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她的回答让我很震惊,我害怕。

我害怕的,并不是有多少人不同意我的意见,而是会因为我的话而遭受到或冷或热的暴力。从讨论春哥曾哥,到一些政治问题,这种恐惧已经渗透到我们说话的每一个领域。如果你喜欢一个男性化的女性歌手,你就会被无数人鄙视,至少在谈话的时候,会陷入非常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如果你是一个左派或者右派,但是周围的人都是与你相反的派别的时候,你就会被视为错误,而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好好谈谈。

这还只是日常生活层面,扩展到政治角力,就更不用说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压抑还会持续多久,但我知道如果这样的压抑如果持续的太久,持续的太深,就会有另外的一批年轻人以同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进行一场同样的虚假和徒劳的狂欢。

在那个纪录片里,一个口述者这么说,在大串联里,她行走了祖国的很多地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当她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的渺小,发现靠自己是不可能革命成功或者改变世界的。她开始冷静的思考自己参加这一次文化革命的意义。

狂欢过后,总会有沉寂,总会有一个让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时间。然而,这样的重新思考来的太过缓慢,也太过惨烈。况且,这样的再思考过程本没有必要出现。更为可悲的是,错误并不在这些年轻人。

在墙外甚至在墙内,关于文化大革命里面种种的东西都在被挖掘。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可以去面对那段历史,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让那段令人痛心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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